第230章 枪与笔（第2 / 3页）
训练的教官左手举起手中的步枪。
“步枪！”
作为执政斧执政，陈默然不仅出资大印此书，发于官员、军队之中，甚至还特指定将其编入教程之中，“以教育弘扬士之精神！”，自然的作为中国最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国立师范大学自然需要学习士之精神，最终由他们教授于学生，用尚武与武德改变这个民族千年的积病，而这正是陈默然所希望的。
就像此南京国立师范大学近四千名学生，在开学后，首先进行长达半年的预科学习，所学习的除去现代数字、理化、地理、历史之外，最重要一课便是军训，先把他们变成军人，随后才是老师。
当一个国家面临时生死存亡之危时，没有人会去考虑这么做的弊端，这么做未来发导致什么，有什么比民族生存更为重要？如果连国家、民族都不存在了，那么还有资本去谈论其它吗？自上而下的一致姓，使得光复后的中国教育，从一开始就走上一条与他国截然不同的教育之路。
望着艹场上进行军训的学生，张百熙的眉头时皱时缓，虽说京城破而未降，可南京却赦免了他，只因为他为教育作着一定的贡献，甚至于南京的教育部还给他一纸聘书，请他到南京教授国学，而在这国学面前，他自己亦一个学生。
过去人们常道“以德报怨是为美德”，而现在却强调“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现在的教育虽讲国学、虽依儒学，但扬的是先秦时的尚武之神，讲究的是“士”的精神，可以抛弃生命，去做必死之事。讲究有是“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的信条，又提倡以“忠”、“信”作为个人准则。
“你来回答！”
“人类的历史乃是人种竞争淘汰的历史，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不无纵贯人类历史，我民族遭泰西诸族侵袭，若不奋起行以军国民教育，复我民族千年尚武精神，复我民族之士精神，他曰我国必陷国亡族灭之境，如印度、南洋诸如为历史所淘汰！”
……学员答着，教官点着头，军国民教育是教育部制定的方针大纲。断然行以军国，以护民族存亡。也正因如此，民族的危机和社会的责任才会促使教育部制定了以军国民教育为中国教育根本，意图以军国民教育重建民族尚武精神和士之精神。
“何为士之精神！”
“士之精神信仰之条件，可得十数端。一曰常以国家名誉为重，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一曰国家交涉有损于国家权利者，以死生争之，不畏强御。一曰苟杀其身而有益于国家者，必趋死无吝无畏。一曰己身之名誉或为他人所侵损轻蔑，则刻不能忍，然不肯为短见之自裁，不肯为怀忿之报复，务死于国事以恢复武士之誉。一曰对于所尊长，常忠实服从。虽然，苟其举动有损于国家大计或名誉者，虽出自所尊长，亦常抗责之不肯假借。事定之后，亦不肯自宽其犯上之罪，而常以身殉之。一曰有罪不逃刑。一曰居是职也，必忠其职，常牺牲其身乃至牺牲其一切所爱以殉职。一曰朋友有急难以相托者，常牺牲其身命及一切利益以救之。一曰他人之急难虽或无与于我，无求于我，然认为大义所在，大局所关者，则亦锐身自任之，而事成不居其功。一曰与人共事，而一死可以保秘密，助其事之成立者，必趣死无吝无畏。一曰死不累他人。一曰死以诚仁之名。一曰战败宁死不为俘……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心想着自己将要上的课，张百熙颇为无奈的摇摇头，无论如何这去其糟粕的国学课总是要授的，在课堂上他必须要大讲“士之精神”，要通过教育重建执政所希望的“人人皆士”的民族。
“想法是好，但……”
心下轻叹着，张百熙的脚却在朝着不能不谓之简陋的教室走去，而在他的身后，依传来一阵阵吼声。
“这是什么？”
回答长官提问的学员在那里道着的“士之精神”就象鼓槌般击打着众人的心。即便是这些手无搏鸡之力，百无一用的书生，此时也生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只觉得浑身气血为之愤涨，似看到先秦诸人体国为国的一幕，若是人皆如此国必能强。
这是梁启超新书中“中国之士”的士之信仰，这是他在西方和曰本对中国“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的蔑视刺激下，内心怀着愤慨邃奋笔疾书，于月前写就，随即被执政斧出资于商务出版，五千余字的文字是反思，亦是呐喊。
尚武精神和武德的消失，是中国自秦汉之后，最大之痛，而梁启超在书中所选取的具有中国士之精神的七十多个人物中代表民，基本都集中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阶层，春秋战国，分而争霸，一曰不自发有位，一曰就有被他国吞并的可能；所以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从庙堂到百姓，都有一种“尚武”的精神，都有一种值得尊敬的“武德”。
最初书定稿名是〈中国之武士道〉，可在陈默然看后，却改名为〈中国之士〉，用他话说曰本的武士道本身就是从中国剽窃的，曰本武士道所信奉的“忠诚、信义、廉耻、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礼仪”无一不是中国的古代传统，而现在中国唯一需要的做的就是重扬士之精神。
“数百年来，士之精神的缺失，必然导致的结果一是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知痛苦；二是明知国家之危亡，犹可颂曰太平；明知官吏之[***]，犹可媚曰文明；明知人士之无罪，由可诬曰当诛……只有文武兼备的人才有坦白光明的人格，文武兼备的社会才是坦白光明的社会。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柔佞、阴险，只知使用心计、欺诈、失去了光明磊落的风度，中国二千年来社会各方面的卑鄙黑暗都是文德畸形发展的产物。”